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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梧高速一隧道工程被违法转包后发生工程款纠纷-启荣信息网

作者:匿名  来源:企业拆迁律师网  日期:2020-07-29

  原标题:广梧高速一隧道工程被违法转包,通车后又发生千万工程款纠纷

  在广东云梧高速第十三合同段建设中,承包方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桥梁公司)违法将合约段一隧道工程转包给了无相应建筑资质的个人郑先生。而后工程完工交付,双方却因工程款问题碰了官司。

  近日,重庆市渝北区包工头郑先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反映称,他2007年接续了上述施工项目,工程完工后,贵州桥梁公司尚不出其1847万余元工程款。

  但此事经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贵州桥梁公司实际上多缴纳给郑先生1515万余元工程款。

  2017年11月,贵州桥梁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郑先生,要求其归还多支付的一千多万元,获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支持。

  由于坚持认为自己未多收工程款,郑先生直到现在未遵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今年10月24日,郑先生被列为明知被执行人,并被容许消费。

  因上告广东高院判决,郑先生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监督申请。澎湃新闻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已受理郑先生明确提出的监督申请人,但尚未做出要求,将在收到郑先生提交的可能会影响裁决的证据后,再根据证据材料作出进一步的审查。

旗山顶隧道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旗山顶隧道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修隧道完工后,包工头与转包公司产生经济纠纷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起诉书记述了郑先生承接隧道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

  2007年,广东云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全称:云梧公司)将“广梧高速公路双凤至平台段工程第十三合约段”发包给贵州桥梁公司承建商。贵州桥梁公司(甲方)又将第十三合约段中的旗山顶隧道工程左幅隧道交由贵州瑞泰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即乙方)包工包料承建,双方签定《旗山顶隧道工程左线施工劳务分包合约》,誓约劳务报酬的计算方式为:甲方与业主合同单价×甲方与业主最后结算数量×75%。

  但瑞泰公司无还款能力,该公司因未参加2007年度年检被注销营业执照,于是郑先生接掌该隧道工程施工,并与贵州桥梁公司签订《隧道施工补充合同》,约定劳务报酬的计算方式调整为甲方与业主合同单价×甲方与业主最后结算数量×78%。

  2010年4月,贵州桥梁公司负责管理工程计量计价的合约部部长刘先生与郑先生签订了《郑先生完成工程结算表格》(以下全称“《结算表格》”)。

  2010年6月,上述隧道工程完工并交付给项目部。同月30日,广梧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但在工程款结算上,郑先生与贵州桥梁公司产生分歧。2011年5月,郑先生将贵州桥梁公司和云梧公司控告至郁南县人民法院,请求贵州桥梁公司缴纳工程款。次年10月,郁南法院以“由于双方对工程未展开承销,双方对已付工程款的数额又没有获取证据予以证实”的理由驳回郑先生的起诉。

  裁决后,郑先生与贵州桥梁公司均未裁决。郑先生称之为,2013年12月,他向贵州桥梁公司寄送《郑先生班组旗山顶隧道决算表》等资料,贵州桥梁公司接到该决算表,但对部分款项不予确认。

  2013年12月,郑先生制作《郑先生班组旗山顶隧道决算表》相赠送给贵州桥梁公司,贵州桥梁公司接到该决算表,但对部分款项不予证实。

2018年9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法院了郑先生的监督申请。

2018年9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受理了郑先生的监督申请。

  讨工程款鼓吹被法院确认多领1515万工程款

  2014年3月,郑先生将贵州桥梁公司和云梧公司起诉至广东云浮市郁南县人民法院,催促法院判令贵州桥梁公司缴纳工程欠款1847万余元。贵州桥梁公司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该案由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郑先生认为,《结算表格》是双方在工程基本竣工时,根据工程建设期间人工材料下跌、塌方保险赔偿金、以及施工工作更改等情况达成的,“这个数字是根据合同,下浮以后算出来的,也就是单价乘总量再乘78%之后得出来的数字。”

  因此,郑先生认为,根据《结算表》计算出来的8543万余元就是贵州桥梁公司应付的工程款。另根据扣款凭证和付款凭证,他实际收到贵州桥梁公司已付款6696万余元。因此,贵州桥梁公司还欠1847万余元需缴纳。

  澎湃新闻根据云浮中院作出的判决书梳理发现,贵州桥梁公司并不尊重郑先生的计算出来方式。该公司指出,《结算表格》中证实的不是最终的工程款,而是工程量。按照《隧道施工补充合同》誓约的方式下浮后计算得出结论的数字,才是该公司应付的工程款。

  贵州桥梁公司认为,根据该公司将已支付的劳务报酬、机械租赁费、代郑先生出售的材料费、代郑先生支付的电费和混凝土加工费、代郑先生缴纳的税款相乘计算出来得出结论,该公司已付工程款7485万余元,已多支付郑先生一千多万元,该公司“保留追回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郑先生的诉讼请求”。

  起诉书显示,云浮中院指出,郑先生指出《承销表》中的工程量是实际贴现工程款,但其没提供明确证据证实《承销表》中的工程量是根据合约约定下浮后计算出来的,故对郑先生的主张未予采纳。

  该院指出,贵州桥梁公司应付工程款应按双方合同誓约的计算方式来计算出来。经过两次庭审,双方财务人员对支付明细表、材料扣款凭证等单据展开对账,法院在对双方有异议的款项做出确认后判定:贵州桥梁公司应付工程款6451万余元,该公司已付工程款7967万余元。

  这也就意味著,根据云浮中院裁决,郑先生多领有了1515万余元工程款。

  云浮中院的判决还确认,贵州桥梁公司未经发包人的同意,将工程分包给没适当建筑资质的郑先生实际施工,违反了我国《劳动法》和《建筑法》的涉及禁止性规定。因此,郑先生与贵州桥梁公司签订的施工补充合同为无效合约。

201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上诉郑先生的再审申请。

201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上诉郑先生的再审申请人。

  上诉被上诉,向最低法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郑先生指出,如果他确实多领有了1515万余元工程款,那么工程完工后,讨要工程款的就不是他,而是贵州桥梁公司;去法院控告的也不应当是他,而应当是贵州桥梁公司。他上告云浮中院于2016年4月作出的上述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做出的“(2016)粤民终1401号”民事起诉书显示,该院指出,本案中,贵州桥梁公司主张参照合约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故一审判决指出涉嫌工程款不应按合同约定的下浮计价方式予以确认合乎法律规定,本院不予保持。

  郑先生主张合同誓约的计价方式导致其亏损,显失公平,应以《承销表》作为确定其应收工程款的依据。但法院指出《承销表格》中的工程缴纳项目注明为工程完成量,并非根据合同誓约下浮比例后计出来的,故其上述主张缺少事实依据,不予采纳,遂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郑先生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合议庭。

  三个月后,贵州桥梁公司将郑先生控告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郑先生归还该公司超付的1515万余元工程款。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作出裁决,驳回郑先生的合议庭申请人。

  该裁定书显示,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没进一步忽略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承销表》所写明金额属于尚未展开下浮折算计价的工程量耗资,合乎本案实际情况。在郑先生接续涉嫌工程相关合约已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参考相关合同誓约下浮折算应付工程价款,亦无明显不当。

  再审申请被驳回后,郑先生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监督申请。2018年9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要求受理郑先生的申请人。

  渝北区法院于2018年10月判决郑先生返还1515万余元工程款及其不动产。郑先生上诉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2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索要工程款没要着,反倒还欠下了承包方一千多万。郑先生告诉新华新闻,10月24日,他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消费。不受此影响,银行与合作单位均不与其合作,导致其工作和生活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2019年10月22日,贵州桥梁公司法务专员李女士向新华新闻回应,有关该公司与郑先生之间的工程合同纠纷,云浮中院、广东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均作出了裁决或裁决,该公司尊重并服从以上裁决结果。由于该纠纷涉及公司隐私,暂不便透漏更多内容。

  同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新华新闻,该院将在收到郑先生提交的可能会影响判决的证据后,再根据证据材料作出进一步的审查。目前,尚不具备做出结论的条件。

责任编辑:张玉